经典 |​ 朱自清和《背影》及背影后的故事


【经典回顾】

背影    (作者: 朱自清)

       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,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。那年冬天,祖母死了,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,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,我从北京到徐州,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。到徐州见着父亲,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,又想起祖母,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。父亲说,“事已如此,不必难过,好在天无绝人之路!”
  回家变卖典质,父亲还了亏空;又借钱办了丧事。这些日子,家中光景很是惨淡,一半为了丧事,一半为了父亲赋闲。丧事完毕,父亲要到南京谋事,我也要回北京念书,我们便同行。
  到南京时,有朋友约去游逛,勾留了一日;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,下午上车北去。父亲因为事忙,本已说定不送我,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。他再三嘱咐茶房,甚是仔细。但他终于不放心,怕茶房不妥帖;颇踌躇了一会。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,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,是没有甚么要紧的了。他踌躇了一会,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。我两三回劝他不必去;他只说,“不要紧,他们去不好!”
  我们过了江,进了车站。我买票,他忙着照看行李。行李太多了,得向脚夫行些小费,才可过去。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。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,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,非自己插嘴不可。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;就送我上车。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;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坐位。他嘱我路上小心,夜里警醒些,不要受凉。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。我心里暗笑他的迂;他们只认得钱,托他们直是白托!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,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?唉,我现在想想,那时真是太聪明了!
  我说道,“爸爸,你走吧。”他望车外看了看,说,“我买几个橘子去。你就在此地,不要走动。”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。走到那边月台,须穿过铁道,须跳下去又爬上去。父亲是一个胖子,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。我本来要去的,他不肯,只好让他去。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,穿着黑布大马褂,深青布棉袍,蹒跚地走到铁道边,慢慢探身下去,尚不大难。可是他穿过铁道,要爬上那边月台,就不容易了。他用两手攀着上面,两脚再向上缩;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,显出努力的样子。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,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。我赶紧拭干了泪,怕他看见,也怕别人看见。我再向外看时,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望回走了。过铁道时,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,自己慢慢爬下,再抱起橘子走。到这边时,我赶紧去搀他。他和我走到车上,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。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,心里很轻松似的,过一会说,“我走了;到那边来信!”我望着他走出去。他走了几步,回过头看见我,说,“进去吧,里边没人。”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,再找不着了,我便进来坐下,我的眼泪又来了。
  近几年来,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,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。他少年出外谋生,独力支持,做了许多大事。那知老境却如此颓唐!他触目伤怀,自然情不能自已。情郁于中,自然要发之于外;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。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。但最近两年的不见,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,只是惦记着我,惦记着我的儿子。我北来后,他写了一信给我,信中说道,“我身体平安,惟膀子疼痛利害,举箸提笔,诸多不便,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。”我读到此处,在晶莹的泪光中,又看见那肥胖的,青布棉袍,黑布马褂的背影。唉!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!
 
  1925年10月在北京。
  
      【写作背景】1917年,作者的祖母去世,父亲任徐州烟酒公卖局局长的差事也交卸了。办完丧事,父子同到南京,父亲送作者上火车北去,那年作者20岁。在那特定的场合下,做为父亲对儿子的关怀、体贴、爱护,使儿子极为感动,这印象经久不忘,并且几年之后,想起那背影,父亲的影子出现在“晶莹的泪光中”,使人不能忘怀。1925年,作者有感于世事,便写了此文。
 
(朱鸿钧与他的儿孙们,后排左二是朱自清)


  【事实真相】

朱自清要不是写了《背影》,他的父亲会把对他的恨带入坟墓?
       
       【作者简介】翟晓洁,湖北荆州人,武汉大学新闻系硕士研究生。曾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负责采编工作,已发表散文、诗歌、小说等一百多万字。

      这对父子之间,发生过激烈的争执。曾经至少有五年的时间,父子两怀揣着对彼此的不满,断绝了联络和交流。若不是因为这篇文章,间接制造了让他们释怀的机会,或许他们会继续互相厌憎,最终带着遗恨走进坟墓。

    (一)我说: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
       1928年一个深秋的傍晚,扬州的街道凄清如夜,萧索的东北风席卷着高枝的枯叶,流露出霸道而残酷的真容。
      在扬州东关街上,一位年轻人刚从邮局回来,他手里拿着开明书店寄赠的散文集,草绿色的封面上赫然两个大字——《背影》。他一刻都不敢耽误,马不停蹄地赶往仁丰里一所简陋的屋子里,奔上二楼的卧房。
      这是一位老者的卧房,墙壁因为残旧看上去黝黑泛光,有几处潮湿严重的地方,灰粉斑驳而下,露出红砖底色。窄仄的房间里摆下床之后,几乎没什么多余的空间。老者腿疾已经很严重了,行动不便,平日绝大多数时间总是蜗蜷在床上,极少出门。
      他从年轻人的手里接过刚从邮局取回的书,笨拙蹒跚地挪到窗边,戴上老花镜,倚靠在小椅上,趁着微蒙的光亮,一字一句地诵读着书中的内容。
      “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,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。那年冬天,祖母死了,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,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。我从北京到徐州,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。到徐州见着父亲,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,又想起祖母,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。
      刚读了开头,老者的双眼就变得昏黄而模糊。继续读下去,他的双手不禁微微颤抖起来,眼泪再也止不住了。
      这位情难自禁的老者,就是朱自清的父亲——朱鸿钧。散文《背影》中所写的正是他与儿子平素生活中的一段往事。那个递书的年轻人,是朱自清的三弟。
      《背影》最后这样写:“他触目伤怀,自然情不能自已。情郁于中,自然要发之于外;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。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。但最近两年不见,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,只是惦记着我,惦记着他的儿子。”
      当初读到这里,我深感纳闷,慈爱果敢的父亲为何常在家里发脾气?性情细腻善感的儿子对父亲做过什么不好的事情?总感觉这段话的背后,隐藏着一些故事。或许有什么往事,隔阂过这对父子。
      带着疑问,我又翻看了朱自清的散文和他的生平资料,渐渐解开了谜团。原来,这对父子之间,发生过激烈的争执。曾经至少有五年的时间,父子两怀揣着对彼此的不满,断绝了联络和交流。
      若不是因为这篇文章,间接制造了让他们释怀的机会,或许他们会继续互相厌憎,最终带着遗恨走进坟墓。

(二)父亲说:花儿子的薪水天经地义

      朱自清的父亲叫朱鸿钧,因为崇敬苏东坡,所以取字小坡。1869年生人,曾在江苏东海、高邮、扬州、徐州等地做官,最后在徐州做到“烟酒公卖局长”,这是个专管盐、烟、酒的肥差。
      朱家是书香门第,朱自清又是家中长子,父亲一方面对这个长子特别宝贝,尽力给他提供丰厚的物质条件,另一方面,父亲对他寄予了极大的期望,尤其在学业上对他督教甚严。朱自清很小的时候,科举刚废,新学初兴,父亲担心新式学校的教学内容和效果不理想,便把他送到同乡举人家里学习诗词和古文。
      朱自清放学回来,父亲总要亲自过问他的作文。经常在晚饭时候,朱自清搬个小板凳坐在父亲身旁,父亲则坐在高高的长椅上,一边喝酒一边摇头晃脑地吟诵着手里的作业。如果先生评价优良,父亲就会点头称好,欣然饮酒,顺手奖给儿子几粒花生米做零嘴。如果评价不好,父亲就会训斥儿子,怒极时甚至一把火烧掉作文本,吓得儿子嚎啕大哭也不心软。就是在父亲这样严苛的督促下,朱自清在古诗文和国学方面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。
      朱自清有一篇散文《冬天》,文中写到了年少时和父亲一起吃白煮豆腐的情景。“屋子老了,虽点着‘洋灯’,也还是阴暗……‘洋炉子’太高了,父亲得常常站起来,微微地仰着脸,觑着眼睛,从氤氲的热气里伸进筷子,夹起豆腐,一一地放在我们的酱油碟里。我们有时也自己动手,但炉子实在太高了,总还是坐享其成的多。”这不是正餐,只是闲时吃着玩,因为冬天晚上冷,父亲便安排大家这样吃,可以暖和些。“我们都喜欢这种白水豆腐,一上桌就眼巴巴望着那锅,等着那热气,等着热气里从父亲筷子上掉下来的豆腐。”
      扬州的冬天阴湿严寒,但文章中的每一个字都弥漫着温暖和幸福,父亲的舐犊之情不言而喻。然而朱鸿钧又是一个封建伦理观念根深蒂固的家长,三纲五常、父为子纲的思想成为他处理亲情关系的守则。他爱朱自清,却不能与儿子太过亲昵,因为担心影响父子之间的尊卑关系。在孩子面前,他表现得板正庄重,不苟言笑,这样的亲情含蓄而若即若离。
      1912年,朱自清十四岁时,父亲给他定了亲,对方是扬州名医的独生女武钟谦。朱自清十八岁中学毕业,刚考取大学就与武钟谦结了婚,婚礼办得隆重而体面。那时朱家的财力境况已大不如前,为办这场婚礼,父亲可以说是竭尽了全力。
      1916年夏,朱自清考入北京大学预科,第二年,父亲失业“赋闲”,偌大的家庭一下子失去了经济来源,只能靠举债度日,生活变得困顿拮据。为了让儿子安心读书,父亲让大家瞒着他,然而朱自清暑假回家还是察觉了,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,他提前报考北大,进入哲学系。
      1920年,朱自清依然是为减轻家里负担,从北大提前毕业,在浙江第一师范教习一段时间后,回母校扬州八中任职。就在他做教务主任期间,父亲凭借与校长的私交,未打招呼就直接取走了他当月的薪水。这件事成为父子矛盾的导火索。
      朱鸿钧觉得父亲花儿子的钱天经地义,即便方式有不恰当处,没什么可计较的。朱自清当然也明白自己身为长子,有责任负担家庭开支,然后他不能接受的是,父亲不把他当做一个平等的个人,还是作为一个封建专制家长企图完全掌控他。在北大接受过新思想熏染的朱自清彻底怒了,父子摩擦冲突期间,父亲的妾侍又从中挑拨,使得矛盾愈演愈烈。朱自清愤然离开扬州,前往宁波、温州执教,三个月后,他将妻儿接走,彻底脱离父母管制。父子从此失和。
      朱自清和父亲之间的矛盾,表面上看是经济问题,实质上是具有人格独立、个性自由和思想解放的新观念和封建家庭伦常旧传统的碰撞和对抗,这是20世纪初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会陷入的困境,也是知识分子遭遇家庭悲剧的根源。

(三)父亲说: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

      朱自清想主动缓和与父亲的矛盾,1922年暑假,他带着妻儿回了一趟扬州老家,父亲的气却没消,先是不准朱自清一家进门,后来在家人劝说下让步了,却始终不搭理儿子,朱自清在家自觉没趣,只待了几天就悻悻离去。第二年暑假他又回家一次,但与父亲的关系仍未好转。随后几年,朱自清都没有回去过。父子两相互逞强,转身成了陌路。他在文章《毁灭》里,称这是“骨肉间的仇恨”。
      父亲晚年表面上对朱自清冷漠,其实心里一直记挂着这个漂泊在外的长子,可他拉不下脸面对儿子认错,只能以惦记孙子的名义与朱自清通信。而朱自清在做了父亲之后,也开始体会到做家长的不易和当年父亲的苦心。
      朱自清说自己“是个彻头彻尾自私的人,做丈夫已是勉强,做父亲更是不成。”儿子阿九才两岁半时,因为特别爱哭,便将他按在地下打了一顿。阿菜才过周岁,还不大会走路,就因为缠着母亲的缘故,居然将她紧紧地按在墙角里,直哭喊了三四分钟,因此生了好几天的病。他自怨自艾说:“孩子们的折磨,实在无法奈何,有时竟觉着还是自杀的好。”
      父亲来信惦念孙子阿九,信上说,“我没有耽误你,你也不要耽误他才好。”是啊,尽管父亲严苛霸横,但确实一直在催他上进有为,从没耽误过他。想到父亲的种种好,朱自清不住哭了一场。
      后来,他反省自己,“从前真是一个‘不成材的父亲’……只一味地责备孩子,让他们代我们负起责任,却未免是可耻的残酷了。”在这样的自省中,他渐渐忘却了父亲的不好。在对待孩子方面,他真的还不如自己的父亲。
      1925年10月,朱自清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,接到两年多不相见的父亲自扬州寄来的一封家信,信中写的就是后来散文中引用的内容:“我身体平安,惟膀子疼痛厉害,举箸提笔,诸多不便,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。”
      那种父子之间血浓于水的亲情让他不禁悲从中来,回想着八年前自己离开南京到北京读书,父亲送他去浦口火车站,与其离别的情景,他提笔一鼓作气写下了那篇不朽的佳作《背影》。这篇文章首刊于1925年11月22日出版的《文学周刊》第20期,后收录于1928年开明书店出版的《背影》散文集。
      等父亲读到文章,了解儿子的心迹,时间又过去了三年。1928年,父亲终于读到了这篇散文,他谅解了儿子,从此父子矛盾缓解消逝。故事到这里,我感觉欣慰又惋惜,欣慰的是,最后两人终于知晓彼此,握手言和。惋惜的是,父子两都为了虚设的自尊和面子,错过了太多实实在在的重逢时光。人生匆匆来去,在血缘亲情面前,有什么不能原谅的,还有什么不可放下的?
      凡永恒伟大的爱,都要绝望一次,消失一次,一度死,才会重获爱,重新知道生命的价值。
      看纪录片《四个春天》,其中有一段话写得真好:“大概是放了太多想念,行李才在积雨的路上隆隆作响,看过山海流澜,城市花火,却不敢凝望,你闪烁不舍的眼,他们一边说着,累了就回家,一边说着,世界还很大,那些温热的道别,轻轻变成,按时吃饭,早点休息,而我没有回头,直到披上月亮。”
      君生我未生,我生君已老。夫妻也许还能白头偕老,可父母子女之间重叠的生命真是非常有限。天下的父母总盼着孩子成材,可优秀的子女是国家的,平庸的子女才是父母的。作为子女,你是期盼自己出类拔萃,去有更大发展空间的城市落地生根,还是一生碌碌,留在父母身边恪尽孝道。或许,无论你做出怎样的选择,终究都会留下遗憾。唯一能做的,是珍惜当下,善待每一刻相处的时光。

(四)父亲说:天无绝人之路

      “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;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坐位。他嘱我路上小心,夜里警醒些,不要受凉。”那时,家中所有贵重物件都一一典当,连稍微好点的衣物也变卖了,父亲囊中空空、负债累累,借高利贷,才给祖母办了丧事。可是,就在这样困窘的境况下,父亲还是给朱自清定做了一件精美的紫毛大衣,并细心地铺垫在座位上,以抵御北国的风霜。
      细想来,父亲对他,向来都会竭尽全力的。就像他的婚礼,明明家里经济捉襟见肘,还是为他撑出了大场面;就像父亲担心他在车上干渴,硬是要绕道去买橘子,以肥胖的身躯攀上那边的月台;就像家中雪上加霜祸不单行,口舌笨拙的他只会哭,父亲却安慰他“天无绝人之路”。身为父亲,他真的已经做得够好了。
      后来,关于这件紫毛大衣的下落,朱自清在文章《买书》中做了交待。
      “在毕业的那年,到琉璃厂华洋书庄去,看见新版《韦伯斯特大字典》,定价才十四元。可是十四元并不容易找。想来想去,只好硬了心肠将结婚时候父亲给做的一件紫毛水獭领大氅亲手拿着,走到后门一家当铺里去,说当十四元钱。柜上人似乎没有什么留难就答应了。这件大氅是布面子,土式样,领子小而毛杂——原是用了两副“马蹄袖”拼凑起来的。父亲给做这件衣服,可很费了点张罗。拿去当的时候,也踌躇了一下,却终于舍不得那本字典。想着将来准赎出来就是了。想不到竟不能赎出来,这是直到现在翻那本字典时常引为遗憾的。”
      父亲送的紫毛大衣最后流落到了当铺,不过仔细想想,一直注重儿子学业的父亲如果知道大衣最终换成了字典,也许还是会谅解的吧!
      1945年,父亲朱鸿钧在贫病交加中去世,终年76岁。有人说,父母是阻隔在子女与死神之间的一道墙,父母不在,子女就离死亡不远了。朱自清晚年身患严重的胃病,他每月薪水仅够买三袋面粉,全家12口人吃都犯愁,哪还有钱治病。朱鸿钧去世三年后,1948年,朱自清就因胃穿孔病逝于北平,年仅50岁。临终前他嘱咐夫人:“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,我们家以后不买国民党配给的美国面粉。”一身重病,却也一身傲骨。

    


注:文章及图片均来自网络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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